英巴图

- 又一个WordPress站点
首页 / 全部文章 / 正文

ktv公主出台灵魂世界的装饰品,政治世界的缄默者-学术那些事

2018-05-19 全部文章 34 ℃
灵魂世界的装饰品,政治世界的缄默者-学术那些事


作者:林国华
来源:南方周末
版权说明:感谢每一位作者的辛苦付出与创作,此号均在文章开头备注了原标题、作者和来源。版权归属原作者。如涉及版权等问题重生之严叙,可联系(微信:wsf_ww),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吉达惨案,非常感谢!
1994年秋,我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读硕士学位,跟从乐黛云和刘小枫两位先生研究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哲学中的末世论问题,尤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以及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德意志极端神秘主义二元论的神智论大师雅各"波墨,此人在黑格尔的四卷《哲学史演讲录》中所占篇幅仅次于康德和斯宾诺莎。别尔嘉耶夫的精神传人舍斯托夫(Shestov)给我至深印象。
作为19世纪末的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是那样陶醉于他所理解的犹太启示思想,那样毫无节制的诋毁理性和世俗的哲学与政治生活,那样公开地纵容自己的多愁善感吴文献事件。在其广为流传的神学随笔集《在约伯的天平上》、《旷野呼告》、《雅典与耶路撒冷》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的对比研究中,他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是罕见的,仅仅因为后者建议思想者“当谈论人世间时郭竹学,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政治论》I.i)。
犹如当年的摩西站在犹太子民的流亡路与肥美的迦南地之间一样,斯宾诺莎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正站在屈辱的古代与未知的现代之间。“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这项关于思考习性的建议对于斯宾诺莎自己的民族而言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它关系到他的“摩西式”的政治使命:通过把犹太民族的思想习性从漫长的弱者的道德怨诉转变为对公正、理性和坚韧的政治意志的健全的热爱,斯宾诺莎试图把丧失了独立与自由的犹太民族从屈辱的神学——政治命途中解救出来,并且以安静和平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以虚荣好战且屡战屡败的“神的选民”身份安顿在现代的人类世俗史中。
在这个意义上巴拉松,斯宾诺莎的著作都可以冠之以“新出埃及记”(New Exodus)的副标题。
“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这句格言遥遥呼应着罗马帝国晚期哲学家、政治家塞涅卡的斯多亚式的坚韧:“Pusilla res hic mundus est, nisi in illo quod quaerat omnis mundus habeat.”(Seneca勇者之师, Naturales quaestiones,ktv公主出台 vii.31.2)——“这个俗世中的事情是渺小琐屑的,我们之所以决定还要在其中活下去,是因为它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塞涅卡《自然问题》,vii.31.2)。和帝国斜阳中的塞涅卡一样,洞穿人世的斯宾诺莎同样表达了一种坚定的政治思考意志:要按照人世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人世,而不要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去想象这个人世(《政治论》I.i-iv,《神学政治论》,序言)。
俄国人舍斯托夫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的源头并非他本人声称的所谓圣经的启示真理,而是他自己的酷似犹太人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处境。不是去试图改变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而是把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当成引人于沉沦的审美迷醉与道德怨恨的文人悲剧,这才是舍斯托夫神学的原旨所在,也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人思想传统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受苦的俄罗斯灵魂”,它其实不过是粗糙的斯拉夫民粹思想、东正教的末世论神权政治迷信、以及古老的日尔曼极端二元论的神秘神学(埃克哈特大法师、雅克"波墨、黑格尔)的大杂烩。
“俄罗斯灵魂”从“受苦”中诞生,最后竟然以“受苦”为崇高归宿,它滋养了一个没有“政治文明”的民族,它蔑视“服从”末世谈,所以也不知道“保护”,它津津乐道着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由”,但却无往不在身体和灵魂的枷锁之中,从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一直到布尔加可夫、舍斯托夫、梅烈日夫斯基、以及发明了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撞墙哲学”的安德列耶夫,莫不如此。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籍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千秋万代的岁月洪流中的万国立法者所孜孜不倦的、因而也是人之为人所能成就的最高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的没有文化。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结尾所展示的:一个厌恶战争和政治的高贵的俄罗斯诗人孤独地惨死之后,葬礼上的吊唁者却络绎不绝,作者旁白道:没有人比俄罗斯人更热爱诗歌和诗人了。请问,世上还有什么反讽的味道比这更加苦涩的呢?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没有一个不厌恶政治文化,但却没有一个不在谈论救度国民,他们往往被自己精心编织的高贵的民粹谎言感动得痛哭流涕,自以为他们和俄罗斯国民鱼水深情(如果我没有记错捭阖本纪,在古今西洋各民族文学史中,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最滥情的,无聊的贵族的泪水也是流得最多的)杨二敬,但是,等到所有国民蜂拥而起,砍断他们的脖子的那一刹那,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错了,整个十九世纪都错了。从来没有那个民族的文人象十九世纪的民粹派俄罗斯文人那样自以为替民众立言,而实际上却又离民众那么遥远;最终把这两个群体连接起来的不是文人们的同情与怜悯的文字,而是民众愤怒的镰刀和斧头。——文人的文化除了用来装点自己“旷野中”贫乏粗糙的灵魂以外,不但无助于救度国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
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是文化的世纪,正如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是文化的俄罗斯:俄罗斯给了文化以昙花一现的生命,霍小红而文化却没有拯救漫漫苦难中的俄罗斯。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提示我们,文化可以装点一个盛世中的国家,甚至可以陶醉一群贫乏无味的灵魂,但不能被用来救国度民,因为它自身不具备此等国民政治大业所需要的材质。
1994年秋,我进入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仍然迷漫着八十年代文化启蒙热浪的最后一丝余热,据说那是某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的余脉,那个传统叫做“文化救国”。袒露在那丝热浪中,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个问题:有“救国”之音,必先有“亡国”之相,然与前代相比,八十年代的中国百废渐兴,隐隐然堪称盛世,救国之说又从何谈起呢?好在那丝热浪渐去渐远,世相虽然不定,但学院众生似乎各自皆有了去从,读书只为个体性的俗世生活,而不再为救亡启蒙的集体伟业;成就此等伟业自有他人他途!身为文人,在对纷纭世事的清明洞察下,以及在对自身的文化职业的有限性的意识中,耕耘自己的园地,做一个安静正义的国家公民,这是文人自身的启蒙乃至救度,它肯定救不了“国”,但却一定能救得了自己。——“这一切原本都甚好”。
1994年,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俄罗斯神学思想家的著作还没有什么中译本,我在北大图书馆借阅这些俄罗斯“文化救国者”的英文译本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那些书的最后一页一概都是“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印章,淡蓝的颜色,安静地透着发着霉味的贵族气息。燕大印章旁边的借阅记录所透露出的信息曾经深深地震撼我的神经:那些书大都出版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年代里,它们迅速被燕大图书馆购进收藏,然后马上就被中国读者借阅奉命之爱,而且是被非常频繁地借阅。细细阅读这些借阅日期(以及偶尔碰到的日期后面熟悉的读者签名)无异于阅读一部隐秘的历史。然而,在我借阅的那些著作,那些可谓是“救国文献”上面,几乎所有的借阅日期都在1937年嘎然而止。1937年以后,借阅单上一片空白张庭瑚。北京南郊的卢沟桥与西北郊的燕京大学尽管相隔很远,但日本人的炮声足以把燕大图书馆的借阅单变成空白,哪怕是“救国文献”也不例外皇极天尊。——在最需要救国的时刻山西张新明,文化却往往保持缄默。
1994年秋天史文俊,这些在57年前或许被一个灰布长衫的儒者匆匆归还的书籍在缄默了半个多世纪光阴以后在我的手中重见天日。这些透着贵族气息并且散发着霉味的书籍已经被深深地尘封。现在,2006年,又有12年的光阴流逝,世相和逝去的岁月一样依然纷纭不定,有的东西已经死去,有的东西还在,或生或死,皆乃幽冥之中之命运使然,“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变态兄长,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此时感到,当年我从尘封中唤醒的并不是我曾经自以为是的所谓有着鲜活生命的文化,而是生人永远都不该去打扰的亡魂,古老的命运命令它们对阳光下的必死人世缄默不语。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那出自尘土的,必将归于尘土,那已归尘土的,则不该再看到阳光千百怡恋 。寄居特洛伊的希腊美妇人海伦曾经希望自己死后将会成为后世的歌题郑匡宇,而我们的文人们则应该做好不被后人记念的准备。
——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什么“救国文化”,文化就是文化,灵魂世界的装饰品风平浪静造句,政治世界的缄默者,它既出于必死之人,它自己也必将死去。凡以文为生者,都当如斯宾诺莎那样感知到命运所给予的平凡。
- END -
本号目前有1位工作人员,完全依靠您的支持来工作.
支持方式:1.点下方广告↓;2. 捐赠(见阅读原文)